卢钺的拼音（卢钺）

[4]然而，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存在巨大的异质性，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过度私有化不可避免将诱发反公地悲剧，产权的碎片化亦可能导致资源的闲置或使用不足。

同时，法律系统对共振的事件，其各自反应的速度是极为不同的。这同样是政治系统将政治系统与环境的区分，再次引入政治系统，从而在政治系统内部形成政治系统内部自我指涉与外部指涉区分的结果。

在法律系统的所有外部环境中，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都是被法律系统所包容的外部环境因素，例如，政治系统通过宪法与法律系统发生结构耦合的关系，经济系统则通过契约和所有权与法律系统发生结构耦合关系。而此种效忠如果建立在个人人身关系之上，则规模就相当有限，并且高度不稳定。这个规定就以总括性的方式设置了法律系统对政治系统发生影响的界限与条件。这大大增强了法律变迁的速度与规模。结构耦合并不仅仅是关于两个系统之间外部关系的描述，而且也揭示了，此种结构耦合的外部关系如何参与系统内部诸运作之间的关系塑造。

霍布斯的《利维坦》用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政治社会的三阶段式的理论装置，从功能角度为主权者的最高权威性做了一个正当性的论证。其次，宪法作为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结构耦合，同时也意味着，宪法的出现，同时提高了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各自的运作自主性与内部的信息处理能力。若无特别法之许可，则不得对其进行特殊利用。

因而公有产权配置的核心要义在于有效厘定产权制度框架，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公共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各项实际财产权利。对旨在保障生存的、不可转化为资源性产品的自然资源应向全社会成员平等免费开放，国家有义务保障有需要的社会成员在不影响他人权利及公益前提下的合理使用权。[81]参见[美]珍妮特· V.登哈特、罗伯特· 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摘要】 当下掣肘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公有制悬置，突出表现为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畸形、公共生产要素分配不合理、收益全民共享机制不健全，究其根源在于公有产权归属虚置。

既要防范公权力滥用抑或遁入私法、逃避公法约束和责任，又要保障私权行使基于合理限度。[8]有效回应制度供给之诉求，着眼于政府与市场、整体与个体、公有与共用、公物与私物等多重维度，研判权利主体、客体的界分及执行结果，进而解决公有制悬置问题，乃是当下中国经济法治实践所应具有的必然之义。

[51] See Furubotn Eirik G., Rudolf Richter,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p.86-126. [52]参见李蕊：《论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二维治理进路》，《法商研究》2016年第2期。现代公物理论发端于18世纪的法国，法国学者普遍将《法国民法典》第537-541条视为最早区分公产与私产的实证依据。[2]参见张守文：《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变迁》，《法学》2018年第8期。美国学者诺斯教授曾指出，对水域和湿地等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并不能助益于利用效率的提高。

四、公有产权的配置准则：产权的结构化 明定公共事物权利与责任的边界乃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和逻辑起点。由于某些特别的公共财产(如公园、河流、湖泊等)对整个社会的共同福利至关重要，必须为公共使用而保留。关键在于明确主体在公共财产领域的权利与义务界限，基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而不是个别主体的一己之私利构建一个有效保障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公有产权体系。1.政府的公物管理权何以行使 所谓公物管理权是指政府为实现公物供于公务用或者公众用的目的而对公物拥有的特殊的概括性的权能。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30]参见梁慧星：《中国物权法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公物未必公有，但公物具有法律效果的提供者必须是政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将共享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提出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大道至简，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或设施乃是政府不可推卸之责任。循前述标准，对《物权法》所类型化规定的国有自然资源、国有公共用财产及国有营运资产等公共财产可进行如下划分：用于政府公共管理和为公共事业服务的非经营性国有财产，为人类生存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不可转化为资源性产品的自然资源等显然属于国有公物。行使公物管理权必须严格按照公物本身之公共用途，不能擅作其他目的处分。相悖尤甚，国有公物如道路、广场等则直接服务于公共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可涵括在民法上的无主物范畴中，若法律没有明确的限制，公众完全可以自发地在合理范围内对其加以利用，行使公共财产使用权。[70] 2.公众的公物合理使用权何以运用 作为国有公物的实质所有权人，公众对公物享有合理使用的权利，此种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更动。以美国为例，其在制度设计上禁止将联邦和州所有的土地等资源之用途处置权完全交予行政机关，而是规定由作为代议机关的国会予以保留。

[61]迥异于一般私有产权，任何人均不拥有完整公共产权亦不可能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在某人对公共资源行使某项权利时，一般也不排斥他人对该资源行使相同之权利。[26]及至当下公有产权之配置，必须逾越过往财产为谁所有的路径依赖，着眼于为谁所用，彰显公共财产的公益性和社会性。

对公益性强并且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稀土、铀等重要战略性资源，必须由特定公共法人独占支配专属利用，其收益必须主要甚至全部上缴国库，由全民共享。[35]公有产权配置首先要有效考量并回应下列问题：(1)何人可利用？即公共财产权利的具体归属及分配，蕴含主体资格、客体范畴等。

[51]在公有产权配置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私物收益的全民共享应涵盖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依托市场机制于初次分配过程中实现共享。

另一方面则是过度市场化所导致的公共目的难以实现，政府以市场逻辑经营于公共领域，并且凭借其政治上的优势引致市场竞争异化，形成新的市场垄断，进而导致公共资源领域市场配置与宏观调控、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个人私益与公共福祉之间的多向度冲突和抵牾。其行为必须纳入协商式民主和可问责的法治轨道中。若片面坚守经济效率原则，因由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及后天努力之差异，必然会在不同个体之间最终呈现经济利益分配的互异性。为充分践行落实全民收益共享之原则，着眼于预算支出，建议建立全民均等化的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定向使用公共资源出让收益。

[52]契合映射于两手合力之变革趋向，着眼于公有产权配置，政府与市场之分权亦要注重公平同时兼顾效率。[56]参见杨解君、赖超超：《公物上的权利(力)构成——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视点》，《法律科学》2007年第4期。

[13]参见薛军：《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中国语境与制度传统》，《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正如美国学者萨克斯所言，对每个公民而言，某些利益天生是如此重要，以致于为表明社会是所有公民的社会而不是奴隶的社会，就必须保障每个公民对其自由利用。

(3)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二是着眼于共，即共用，强调财产的用途，谓之用途标准。

[62]公物管理权的行使必须始终以服务公用目的之达成为最高准则。目前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正在于鼎新国家所有权这一抽象的权利制度，构建具有开放性的结构化的公有产权制度体系。基于本文主旨，笔者将公共财产界定为全民所有的财产，即由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并由政府代行所有权之财产。[60]参见邓峰：《国有资产的定性及其转让对价》，《法律科学》2006年第1期。

[12]参见马俊驹：《国家所有权的基本理论和立法结构探讨》，《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互联网+有效解构了既有的信息传播方式、舆论运行规律和社会的治理模式，这就需要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以信息开放代替信息孤岛，保障公众公物合理使用权行使的精准化、个性化、便利化，为国有私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的构建创建信息通道。

[18]其次，目下国家所有权的立法功能焦点乃是为政府对公共财产的管理提供正当性基础，申言之，国家所有权的法律表达重点应在于义务与责任，而不应在于权利与所有，否则就极易遁入私法。[62][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61页。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20页。[1]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就是一部产权改革的演进史，是一个变革产权制度、有效分配权力和权利的流变进程。